就社会保险基金追偿权主体而言，是社会保险基金还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我国《社会保险法》第30条第2款和第42条分别规定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由此也可知道，我国宪法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必然是狭义的、抽象性的。实际上，宪法规定了国体、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这些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依据。
在美国，法官是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合宪性审查，每一个法官都要处理纠纷并能够阐释宪法内涵，并且他对法律的判断具有效力。[29]在审查效力上，凡被宪法委员会宣布违宪的法案则无法成为法律，只有通过审查的才能继续立法进程，最终公布实施。二战结束后，不仅奥地利恢复了宪法法院，德国也建立了宪法法院。在本文看来，我们所建设的制度须与中国真实的政治活动参与者能够有效互动，关键就是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法治功能，正确处理它的政治性。但这些审查都是事前的、抽象的，它不解决纠纷，而是处理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或实施前存在的抽象争议。
[25]李少文：《宪法的两种逻辑、两类规范与两重效力》，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在效力上，审查结果只在本案中生效，不会产生废止违宪法令的效果，但实际上因为美国的判例法特点，此判决往往会被后面的法院所尊重，因而也就导致违宪的法令事实上失去效力。需要制定、修订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立即制定、修订。
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并不能完全代替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70]从公众角度来看，必须理解行政机关所面临的复杂情境，并注意到过度监管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巨额成本，[71]其基本立场应该是以理性态度看待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公开评估信息有利于提高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加强公众对风险评估结果的信任。（一）转基因风险管理中的要件裁量 在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中，行政机关首先需要对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进行解释，即对规范适用的具体条件进行解释。
[43] 参见王锡锌：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四个模型——兼论中国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模式的选择，《北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10卷第2辑，第315页。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最终的成本需要公众来负担。
而对于确定的、会导致广泛损害的风险，则应当由立法机关制定规则直接对产生风险的活动进行禁止，并由行政机关通过法律执行来贯彻立法者的命令。实质性政府利益一般用于证明政府对某一事项进行规制的正当性。未来可以考虑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原则性条款或者授权性条款，例如要求行政机关在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的情况下采取规制措施，或者授权行政机关进一步制定规范，以最大程度地兼顾风险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进行适当的规制。在要件裁量中，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意思不确定、具有多义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解释。
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厂商能够将风险不平均地分摊在消费者之中，从而实现风险的社会分配。[45]首先，行政机关需要寻找相应的法律规范，并确定和解释法律规范适用的要件，进一步将已经确定的事实带入法律，即用法律涵摄事实。之所以要对专家进行选拔，是因为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公众通常认为专家是同质群体，但是科学技术学早已证实科学技术活动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活动，专家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也存在资源争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冲突。与此相对，在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问题上，我国的规定比较简单。
[45] 参见前注[24]，王贵松书，第40页。[50] 参见余军：‘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初探，《当代法学》2012年第4期，第20页。
[27] 王贵松：风险行政的组织法构造，《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第15页。[55] 参见前注[24]，王贵松书，第47页。
农业转基因生物的范围要窄于转基因食品，农业转基因生物中包括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但是并不包含深加工食品。在风险管理阶段，应该在风险要件之外引入公共利益要件，以抵抗风险科学性对裁量空间的压缩，并对具体情境下的公共利益内涵进行要件裁量。行政裁量通常是指在立法许可的框架内、司法予以尊重的行政机关享有的判断余地和选择空间。其次，风险管理机关可以进行选择裁量，决定规制的方式。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价值不确定法律概念，只有通过主观性价值输入才能确定其内涵。对于风险的裁量，如果风险管理机关作出效果决定时所依据的对风险的认定与风险评估机关的认定是一致的，法院应该予以尊重，因为这种判断经过专业人士的评估过程，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评估明显错误。
首先，行政机关可以进行判断裁量，决定是否要求生产商或者销售商采取行动。风险管理机关则需要在考虑风险评估结论之外，更多地在受影响群体的利益诉求之间进行权衡。
[21] 〔英〕安东尼•奥格斯：管制与侵权法之间的关系：目标与战略，载〔荷〕威廉•范博姆、〔奥〕迈因霍尔德•卢卡斯、〔瑞士〕克丽斯塔•基斯林主编：《侵权法与管制法》，徐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但另一方面，转基因食品又不像使用非转基因原料的传统食品一样在安全性上确定无疑，其潜在的危害在科学上既难以被证实、也难以被完全排除，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
例如，欧盟在2002年成立了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职责的专门机构——欧盟食品安全局，该机构在制度层面将作为科学事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作为政治事业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相分离。例如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应该包括全程公开、及时公开、多途径公开、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公开，使用最新的科学方法等等。
例如某种转基因食品已经被证明为不安全，表明风险已经转化为现实的危险，此时已经不需要再考虑公共利益要件。[54]因此，FDA可以在其规制中不考虑宗教信仰因素，并未构成裁量权的滥用。但是风险评估活动较为特殊，需要由专家依据科学原则和方法进行评估活动并保持透明性，在复杂性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事实查明活动。与传统食品相比，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和普及有利于降低食品获取的成本，有利于保障人权。
正如恩吉施所言，裁量获得法律和制定法承认的条件是将对具体案件中的公正、合目的性和合适的判断的最终决定权委托和托付给能胜任具体决定的人，这不仅因为人们不能通过更加具体的规则来排除不确定性的剩余，而且因为人们认为这个行为者或者负责判决的官员通过苦思冥想所提出的观点可以在限定裁量的一般标准之外成为法律正确性的标准。风险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意味着行政机关在一种动态情境中行动，其中的价值、利益和风险处在不确定的变动之中。
二是调和利益冲突，这就要求国家在规制中考虑到不同利益主张之间的协调和平衡。[7]对于消费者和社会组织来说，普遍的诉求也是要求生产厂商进行信息披露。
风险管理需要进行政策考量和利益平衡。该测试包括四阶审查，即：被规制言论是否虚假或者误导公众。
倘若活动必须进行管制，那么就应当通过讨价还价、通过利益集团参与行政机关的决策进行……因为这要比其他解决方案更加简单。尽管在本案中，法院并未适用莱蒙检验，但是按照莱蒙检验，由于并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包含有实质性风险，FDA在转基因食品中没有有效的政府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强制标识以保护宗教信仰属于完全出于宗教考虑，并导致政府促进宗教、过度卷入宗教，不符合莱蒙检验的要求。[29] 参见〔日〕高桥滋：日本转基因食品法制度的现状及课题，《法学家》2015年第2期，第135页。我国目前对于转基因食品风险事实查明阶段的裁量权限制不足，对于风险管理阶段的裁量权则限制过大。
相应地，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应该通过制定法律对风险做出明确的判断。依据辅助性理论（Subsidiaritaetsprinaip）的要求，实现公共利益是国家责无旁贷的绝对任务，在个人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公共利益时，国家可以介入，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
另一方面，需要放宽风险管理阶段的行政裁量。这两种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这使得国家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必然要面对正当性（基于公众意志的一般认知）和合理性（基于专家的精确计算和对后果的预计）的冲突。
由于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在时间和程序上难以确定统一标准，因此，风险管理机关通常在时间和程序问题上享有一定的裁量权。因此，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并不具有防范和消解转基因食品风险的功能，而是将转基因食品风险作为一种可接受的社会剩余风险对待，允许生产厂商和消费者之间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风险的分配。
